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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实务

关于强奸案件中妇女的性自我防卫能力问题的探究

   四川法制网讯(洪小勇)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在办理强奸疑似有精神障碍类妇女案件中,司法机关常委托对其进行司法精神鉴定,以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和有无性自我防卫能力,以此鉴定作为判定嫌疑人(被告)是否构成强奸罪的重要证据。由于有关性自我防卫能力的概念及其评定标准尚不统一和这类司法鉴定也有其一定的特殊内容和性质,常常导致司法机关难以对该类案件进行准确的定性。笔者就刑事司法实践结合有关法律规定加以探究,供大家参考。
    一、办理侵犯精神障碍类妇女类强奸案件法律基础
    强奸罪属于侵犯人身权利罪,其目的是为了保护精神障碍妇女的人身权利不受侵害,处罚的对象是侵犯妇女的嫌疑人(被告)。我国《刑法》第236 条对强奸罪的定义和刑罚有明确的规定,强奸妇女罪是指违背妇女意志,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与妇女发生性行为,其本质是违背妇女的意愿。在该类案件中,由于其脑功能障碍,其认知能力发生损害,和意志行为能力削弱或缺乏,患有精神障碍的妇女又是一个特殊客体。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解答)中规定:明知妇女是精神病患者或痴呆者(程度严重的)而与其发生性行为,不管犯罪分子采取什么手段,都应以强奸罪论处。与间歇性精神病患者在未发病期间发生性行为,妇女本人同意的,不构成强奸罪;《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被鉴定人是女性, 经鉴定患有精神病,在她的性不可侵犯权利遭到侵害时,对自身所受的侵害或严重后果缺乏实质性理解能力时,为无性自我防卫能力。” 这些规定至今仍是当前司法部门办理强奸精神障碍类妇女案件的主要法律依据。
    所以,办理强奸精神障碍类妇女这类特殊案件中,需要查明的两个基本事实:第一,被害妇女是否属于精神障碍类妇女及严重程度;第二,嫌疑人(被告)主观“明知”并利用了这一情况。而受害妇女是否属于精神病或严重痴呆患者或精神发育迟滞者,就需要对其进行鉴定,目的是明确受害妇女的精神病状态及智力状况,以作为嫌疑人(被告)定罪和量刑处罚的根据。只有当被鉴定妇女因患精神障碍而缺乏相应行为能力时,结合案件客观事实依据,才能确定是否构成性侵犯类犯罪,和是否应受到法律的追究。
    
二、性自我防卫能力的理解
    所谓性自我防卫能力,是指被害人对两性行为的社会意义,性质及其后果的理解能力,以及行为遵循法律规定的能力。目前,性自我防卫能力以智商(IQ)测试依据为主,再辅以其社会适应能力、性行为的实质性理解能力综合评定来反映妇女的性自我防卫能力。我国现行标准对妇女性自我防卫能力基本上采用三分法,即:有性自我防卫能力、性自我防卫能力削弱和无性自我防卫能力。
    在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中涉及性自我防卫能力评定的精神疾病分布,以精神发育迟滞为主,其次是精神分裂症及情感性精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程度严重者由于智力损害较重,社会适应能力差,大多对事物缺乏正确的理解和判断、法律道德观念和有关性方面的知识,致使其被奸污时不反抗,或者无明显反抗,无自我保护行为,属于自我防卫能力丧失的表现。其中,精神发育迟滞程度较轻的,社会适应能力、事物理解判断、性方面知识道德法律方面理解有限,可能反抗不明显,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属于自我防卫能力削弱的表现。
    精神分裂症患者和情感性精神障碍患者表现类似,虽对两性性行为性质的物理属性太多能够辨认,但在发病期间,根据病情严重程度,有的却不能辨认(或不能完全辨认)行为的是非对错和是否危害社会、触犯法律等,这就是缺乏对性行为的实质性理解能力。
    
三、该类案件刑事司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程度达到何种为严重?
    《解答》中规定的“精神病患者或者痴呆者(程度严重的)”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常常有理解上的误区, 司法办案人员往往简单地将“痴呆”与精神发育迟滞划等号, 或者将精神发育迟滞严重程度临床分级和性自我防卫能力的评定相对应。《精神病学》表述 “痴呆”为包括精神发育迟滞及各种颅内、外疾病引起的痴呆症状患者。18岁后任何原因所致的智力倒退都不能诊断为精神发育迟滞而应称为痴呆。根据国际疾病分类,精神发育迟滞的分级根据智商(IQ)测试、社会适应能力、学习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临床表现,分为轻、中、重、极重度四级,但各级之间也没有绝对的界限。患者精神病状况会因不同的人、时间、地点和环境而异,不同时间表现出不同的病状临床表现有轻有重,可能为精神发育迟滞不同的等级。这使得司法办案人员更加难以确定该类被害妇女当时的精神状况。
    (二)怎样才是嫌疑人(被告)“明知”?
    根据犯罪心理学,犯罪嫌疑人(被告)往往会趋利避害,找各种理由和证据为自己的犯罪行为辩解,拒不供述或者推翻自己先前的有罪供述,常常出现的情况就是推说自己不知道或看不出被害妇女有精神障碍,司法办案人员如何进行判断?
    (三)“主动”是否不属于强奸?
    被害精神障碍妇女是主动接近犯罪嫌疑人(被告)的,要求发生性行为,这是否反映被害人是出于自愿,事实是否就不属于违背妇女意志?
    (四)性自我防卫能力的鉴定如何采信?
    如何判定精神障碍妇女的性自我防卫能力,《解答》和《暂行规定》都以精神病患者或痴呆者作为评定对象的基础。性自我防卫能力包括医学和法律两个标准。医学标准,即受性侵害时的精神状态,即精神发育处于何种程度;法律标准,即对性行为的实质性理解能力和对性本能的自我控制能力。在司法鉴定中,往往主要针对的是被鉴定人的精神状态进行研究。如何判定该类被害妇女对性行为的实质性理解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对于司法办案人员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五)智商值(IQ)能否作为鉴定和评定依据?
    有学者认为,智商值(IQ) 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诊断标准,精神发育迟滞的人对检查比较颇从合作,因此,IQ得分比较准确、客观,对鉴定诊断具有实用意义。但是IQ对性防卫能力的联系和相关程度却无法科学证明。比如,以中度精神发育迟滞为例.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第二版规定为:智商40到54;而第三版则规定为:智商35到49。这就出现一个问题,IQ值的标准变化,性自我防卫能力是否也随之变化呢?
    
四、对策和建议的探究
    (一)临床分级和性自我防卫能力评定不能划等号
    在目前有关规定还不完善,评定标准尚不统一的情况下,笔者认为“痴呆程度严重”的,应参考重度及以上的智能障碍为宜,即重度及以上精神发育迟滞,可评定为无性自我防卫能力,而以下属有部分性自我防卫能力,但不是一刀切,要根据其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障碍的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可能会更全面, 更切合实际。如其能够了解表达自己意愿和要求完整程度、理解人格与性自由权利具有不可侵犯性及在法律上受到保护的程度、理解两性行为的合法与违法性的程度和理解两性行为的后果将会对自己在生理、心理、人格、名誉等方面带来的影响来综合鉴定判断其性自我防卫能力。
    (二)关于犯罪人是否“明知”
    应查明该类被害妇女是处于什么原因,如经济目的、诱骗或暴力威胁等与犯罪人发生性关系。除了犯罪人的供述和辩解、证人证言、书证和物证外,更应对被害妇女平时习性、表现等情况进行社会调查,这对于推定拒绝供述和翻供的犯罪人主观“明知”起到重要作用。在此类案件中,多数被告对受害人是熟识的,理应了解患者的病态情况,而且患者周围的人都已共知,如果被告处于这样的环境中却推说“不知”,则于情理不符。有的被告既往虽不认识受害人,但在案发前的接触中已发现受害人有某些精神异常表现,也应属于“明知”。如果被告称不认识患者,也不知其患有精神障碍,该类社会调查也易于得知该类被害妇女的精神异常状态是否容易被识别。
    (三) 是否“主动”看实质
    被害精神障碍妇女是主动接近犯罪人的,这是否反映被害人是出于自愿看待这个问题不能从形式上看主动或被动,更重要的是要看实质。精神障碍妇女可因各种精神病理因素的影响和支配,其主动性行为并非代表她的真实意愿,如果嫌疑人“明知”受害人处于精神病情严重状态而利用其主动性行为要求与之发生两性行为,也应作为强奸处理,以保障精神障碍妇女的合法权益,这也符合《解答》中关于“不管犯罪分子采取什么手段”规定精神的。
    (四)性自我防卫能力的鉴定采信
    性自我防卫能力评定的目的在于一般多为嫌疑人(被告)在实施奸淫时,被害妇女无反抗表示,司法办案人员疑其有精神异常,尚不能确定是否为强奸时,通过性自我防卫能力鉴定对被鉴定人有无精神障碍给予评定,同时还要对其性自我防卫能力进行评定。在实际鉴定工作中,司法鉴定人员有时盲目地服从司法机关的委托要求, 对某些不宜进行性自我防卫能力评定的案例做出鉴定结论,结果引起司法机关的误判,让犯罪分子钻了空子。笔者认为:
    1.在奸淫妇女的案件中,被害妇女有明显反抗表示,这一事实是足以表明这种性行为是违背妇女意志的,并有反抗表示,不论被害人精神状态是否正常,均不必做性自我防卫能力鉴定,可按照一般强奸案件程序处理。
    2.如果被告明确表示在实施违法行为前或当时,已知道被害人是精神病患者或呆(程度严重)者,而与其发生性行为的,按照《解答》规定,都应以强奸罪论处。如果被告称不认识患者,也不知其患有精神障碍,应在鉴定书中对精神障碍妇女在案件中的精神异常状态是否容易被当事人识别做出证明,只有在认定患者性自我防卫能力丧失或有明显削弱,说明患者在事件中的精神异常状态容易被普通人识别,有理由证明犯罪人“明知”。
    3.与间隙性精神病患者在未发病期间发生性行为,妇女本人同意的,不构成强奸罪。对于这类案件,鉴定人只需对被鉴定人做出是否属间隙性精神病患者,其发生性行为当时是否属于间隙期,尤其着重审查可以证明被害人当时的行为表现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和监控视听资料等方面证据,是否足以证明被害人当时是否处于疾病的间隙期。
    4.审查强奸“性自我防卫能力削弱”精神障碍类妇女案件,基本上围绕该类妇女在发生性行为时是否违背其意志,但是嫌疑人(被告)所使用的“强制”手段应该要比普通强奸所使用的暴力、威胁或其他相当手段的力度和门槛要更低。在审查相关鉴定意见时,如果刑事司法人员采信鉴定意见,应对证明该类被害妇女下列情况进行审查:
  (1)个人生活自理能力、基本劳动能力、社会交往能力及表达自己意愿和要求完整程度。
  (2)理解妇女性的权利具有不可侵犯性及在法律上受到保护的程度。
  (3)理解两性行为的合法与违法性的程度。
  (4)能否理解两性行为的后果将会对自己在生理、心理、人格、名誉等方面带来的影响。
  (五)智商值(IQ)不能作为主要评定依据
    精神发育迟滞的缺陷并不只限于智力。而是整个心理过程都有障碍(感知觉、注意、记忆、思维、情感、意志行为),还有社会适应能力的障碍。单一的智力测验不仅不能全面地反映个体的心理功能水平,而且智力测验与其他心理量表的检测一样,其准确性、稳定性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测试现场的环境、主试者的主观态度及计分时的主观倾向、被试者对受试目的的了解和对受试的态度,外来的干扰等等,都会对智力测验的检测结果带来明显影响,尤其是不能排除主试者的主观影响。上海精神病学专家教授谢斌通过建立多元判别分析模型,发现韦氏智商总分与精神发育迟滞鉴定诊断和法律能力之间虽有显著性,但相关系数不理想(分别为0.54 和0.61),相同智商值者的社会适应能力、性知识、辨认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都有差异。因此,IQ 仅能作为一项医学诊断的参考指标,将其作为鉴定诊断和法律能力评定的唯一依据是不妥的。把智商和社会适应能力、性行为的实质性理解能力的评定结合起来综合考虑,才能准确地反映被害人性自我防卫能力情况。
    
六、对相关立法的呼吁
    首先,我国的精神卫生、尤其是城市与与城市、社区与农村之间的精神卫生发展不平衡,农村精神病致贫情况突出,精神病和痴呆者无人监护或监护不到位,人口之流动人口逐年增多,精神病的流动人口监管难度就更大。其次,现行对于精神障碍类妇女,尤其是“性自我防卫能力削弱” 精神障碍类妇女的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还很,。为了保护精神障碍类妇女的合法权益,呼吁尽快修改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同时建立全社会的精神卫生预防机
制,使精神障碍类妇女更能得到社会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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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2018-08-30 18:47:53  【打印此页】  【关闭